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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务员夫妇生二胎假离婚败露5月大胎儿被流产dd-【新闻】

发布时间:2021-04-11 18:07:21 阅读: 来源:豆类厂家

公务员夫妇生二胎假离婚败露 5月大胎儿被流产

原标题:公务员夫妇生二胎假离婚败露 5月大胎儿被流产

二胎“梦断”的公务员夫妇

一个多月前,三十多岁的吴怡做了引产手术,孩子五个月大。

她一共怀孕三次,第一次儿子出生,第二次主动流产。最后这一次想偷偷留下来,被逼着“做掉”了。

她和丈夫郑彤都是小县城里的机关公务人员。这份在当地令人羡慕的工作,致使他俩失去了可能迎接的第二个孩子。意外怀孕后,两人试图以假离婚、假结婚的方式保住这条性命。但最终,他们在当地计生部门和双方单位的强大压力面前,败下阵来。

“你不能再流产了”

对吴怡夫妇而言,2013年可能真的是世界末日。

他们原本过着幸福的生活。吴怡在县城做公务员,工资虽然不高在当地也算稳定,郑彤是某局的小领导,收入比妻子高一些,是整个家庭的顶梁柱。生于70年代的两人,有个九岁的儿子,每天朝九晚五,接送孩子上下学,日子平淡而踏实。

但正如吴怡的微信状态所言:“Single is simple,double is trouble。”这句话有了别样的意味:意为一个简单,两个麻烦。

2013年年初时,她意外怀孕,和丈夫商量后,主动去当地医院做了流产。那时,他们从没想过要个二胎,因为除了罚款之外,代价是沉重的。

当地执行和全国所有基层单位相同的计划生育政策—“一票否决”制:涉事党员干部,将予以开除党籍和开除公职的“双开”处分。同时,如果具体部门年度计生目标考核未达标,将被取消一切综合性先进、荣誉称号的评选资格,主要负责人不得提拔晋升,任期内被否决两次以上,将被降职或免职。

一位岁数很大的同事跟吴怡说过,自己曾参与了一件“挺吓人”的事儿。90年代某年,当地计划生育率超标。为达标,所有当年超生的,包括大月份孕妇,全都被拉到医院,强制引产。此事被当地人称为“大屠杀”。

郑彤也知道一些“前车之鉴”。有几个公务员、事业编制人员试图隐瞒二胎情况,被发现后没等单位开除,自己主动辞职了。

此外,吴怡当时发生了些意外,出现流产不全的危险。事后医生告知,她不能再次流产了。“我们都是成年人。”郑彤自责地解释,两人平时很注意保护措施。

可几个月之后,吴怡又一次意外怀孕。

去当地医院检查,医生告知,吴怡的身体很难再承受第二次流产的压力,可能会面临大出血、胎盘粘连等风险,往严重了说,将再也无法生育。

除了医嘱,两人也考虑过家庭因素。

“再生一个,对小孩大人都有益处。孩子是独生子,比较孤单。往坏了说,以后万一有什么闪失或意外的话,我们年龄大了心理承受不了。”郑彤谈起当时的“私心”。前些日子有新闻报道,一位60岁失独母亲接受试管婴儿手术,生下了双胞胎。她认为,哪怕40岁再生,都已经太晚了。

生与不生,在郑彤心里原本占一半一半的分量,架不住妻子态度坚决,急哭了好几次。而双方的父母思想很传统,觉得多一个孩子没啥不好。最后,夫妻俩决定留下这个孩子。

他们显然低估了形势,在强大的计生压力下,一切侥幸心理都是螳臂挡车。

铤而走险

通过选择题加排除法,似乎出现了一线希望。

郑彤参阅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》第十八条中,可以按时间间隔生育二胎的所有情况,包括“第一个子女为残疾儿(须经鉴定)”、“夫妻双方为双独”等七种严苛的情形。

两人各自有兄弟姐妹,孩子也很健康,均不符合条件。

身边多少耳闻了一些成功的案例。有人花了四、五万块钱,给孩子假办了残疾证,耗时费力地打通关系,最终获得了二胎资格。

“据我了解,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很健康。”吴怡说。

这至少需要一年的时间提前准备,并不适合临时抱佛脚的他们。后来,经过百度“计生”、“二胎”等贴吧,以及一些有同样需求家长的QQ群里的经验,郑彤决定采用“假结婚”的办法。根据规定,再婚夫妻,一方生育一个子女,另一方未生育过的,按间隔可申请再生育一个子女。前提是,他们需要先离婚,再找一个未婚男子和吴怡结婚,两个手续都得是货真价实的。

两人以最快的速度办理了离婚手续,四处寻找合适的“结婚对象”。

“这不像人才市场,可以在报纸上、网上发个招聘信息。”作为“原配丈夫”,郑彤有点尴尬,“涉及男方的声誉,身边的朋友肯定不行。”

在朋友的帮助下,他们以1万多元的酬金,找到了一位愿意做“假丈夫”的男子。郑彤出面,将真实情况和可能的后果都说清楚。对方很理解夫妻俩的不容易。只因为没结过婚,他并不清楚“一个小孩的意义有多大”。

郑彤陪着该男子去办理手续的时候,负责计生工作的大姐一眼就看出这是“假离婚”。但她说了句话:“你(指该男子)平时也不怎么会干事儿,但这次做了件好事儿。”大姐痛快地盖了章。这句话让郑彤觉得暖暖的。

结婚证顺利地拿下来了,到区里计生委办二胎申请的时候,卡了壳。

做体检的时候,吴怡被发现已经怀孕。经验丰富的工作人员,直接判断出这是钻法规空子的“假结婚”。并当场告诉吴怡,她这种造假情况,今年已经遇到三起,不久前刚有一位妇女被劝做了引产。

郑彤觉得之所以被怀疑,主要是因为离婚和结婚之间的间隔较短,妻子又已经怀孕了一段时间。“时间太仓促。”他分析,“至少也证明,我们不是早有预谋的。”

事情败露后,计生委拒绝了二胎申请。那一天,郑彤接到计生部门打来的电话,要求他把申报材料领回去,并自行带吴怡去做人工流产,“这个事儿就既往不咎了”。

他第一反应是不屑。所有的手续都是合法的,除非走法律程序起诉自己,可也没有明确的证据和理由啊。所以,过了一个星期,他根本就没理这茬儿。

后来发生的一切证明,郑彤的想法“太天真、太单纯”了。

耻辱

“敬业”、“高效”和“过于强大”,这是夫妻俩对计生部门的评价。

如果继续坚持这次是真结婚,也不是没办法。工作人员告知,可以把孩子先生下来,然后我们去做DNA鉴定,看看“到底是你前夫的还是现任老公的”。只要被查出是和郑彤生的,就要算超生,结果按“双开”处理,交罚款。

计生委迅速而详细地调查了两人的社会关系,并电话通知了各自的部门领导和户籍所在地的计生部门。

首先发难的是吴怡的单位。

“这孩子你坚决不能要。”找她谈话的主管领导上来就说。并告知,要了,单位和其他同事的提拔会受影响,评优资格也都没有了,“就因为你一个人”。如果坚持,整个单位的人都记恨她。而且,作为一个国家公职人员,挺着个大肚子去上班,“全国都会知道”,“这个脸你丢大了”。

吴怡很难评价这是不是“威胁”。“我只不过想生个孩子,怎么就成罪人了?”她不服气,和领导顶撞起来。“大不了我辞职!”

几乎是同一时间,郑彤那天刚到单位,就有领导打来电话,要他去办公室。进了门,他就什么都明白了。平日里领导跟自己关系不错,话也说得很直白—如果不主动做掉孩子,就两种情况:一,主动辞职;二,以违反国家计生法规为理由被单位开除,而两者都得交纳数额不菲的社会抚养费。

“有什么能比一条命更重要呢?”当时,郑彤心里满是这个“冲动的想法”。

后来,单位派人“一遍又一遍”地敲警钟,郑彤心里动摇了。

他算了一笔账,按照计生法规,社会抚养费按家庭年收入的3到5倍处罚,自己和妻子每月工资加起来6千左右,保守估计得缴纳18万,多了就得20万开外。如果执意要这个孩子,两人都得被辞退,当地没有几家企业,30多岁的年龄也并不好找工作。

“一个孩子,已经有点吃紧。两个孩子,未来都要上大学,还要考虑生活成本。”他明白,一切都从头开始谈何容易。

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妻子时,妻子表现出了强烈的抵触。平日里,吴怡性格文弱,即使受了委屈也都会把话藏在心里。两人少有地争吵起来。

“我得从维护家庭的长远利益考虑。收入非常重要,都丢了工作,你就是生下来还得考虑抚养的责任呢。你怎么承担?”郑彤的劝说,换来妻子直到深夜的低声哭泣。

这个时候,双方的老人也因同样担心的理由退缩了。

就连还在读小学的儿子都态度鲜明地反对。当时夫妻俩曾问他“想不想要一个弟弟妹妹?”孩子的回答是:“妈妈要是把工作丢了那(加重语气),不能要!”孩子平时都是家里老人带着,估计也是听长辈们说的,此前他就不是很情愿。夫妻俩推测,可能因为是独生子女,五六个大人一直围着他团团转,担心“多一个孩子可能会抢夺大人对他的爱”。

“怀孕,对一个女人来说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。”吴怡觉得很无力,“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在坚持,仿佛成了耻辱。”

“这个歉我永远不会道的”

动了,又动了。

肚子里的孩子每动一下,吴怡的心也跟着颤一下。

因为发现时已经较晚,又忙前顾后地操办假结婚,已经拖到怀孕四个多月,孩子胎动很频繁了。

唯一的希望是,在医院做检查的时候,医生告诉她,以她三十多岁的年龄,以及上一次流产的过程,做这种大月份引产风险太大。建议她跟单位说一说,最好还是把孩子生下来。但大夫也说,相应情况只有在手术过程中才能下结论,所以不能提前写出相应的证明。

她抱着忐忑的心情,将医嘱告知领导,得到的回答是:那也不能要,如果担心当地的小医院有风险,可以去大医院,找好的医生。

言语间,透露着不信任。吴怡明白—因为自己的“前科”,现在说什么都被认为在故意撒谎。此前她已经照过B超,得知孩子长得很漂亮,是个男孩。

郑彤回忆,有位了解情况的同事告诉他,即使因身体情况,让你生了,结果不会有什么太大变化,“也是按违反计划生育政策来处理”。

经过愤怒、权衡、挣扎以及绝望,吴怡妥协了,同意去做引产。接下来的一周时间,她天天以泪洗面。

11月份的某天,他们早上五点多就出门,七点多钟到了省里的一家大医院。“去的时候还是一个鲜活的生命,回来的时候,就没了。”郑彤一路都在想。

排队人多,吴怡身体吃不消,郑彤又托关系走了后门,试图提前办理手续。医生诊断后拒绝收治,因为这属于计划外怀孕的引产手术,没有相关部门出示证明就不能收。忙活了一上午,心情复杂地郑彤又赶回县里,找到计生委盖了个章,交给大夫才算了事。

“孩子很健康。你为什么不偷偷把孩子生下来呢?不要做这个手术了。”医生很遗憾。就连照顾她的护士也惋惜,护士的姐姐遇到相同的情况,最后辞职把孩子生了下来。

“可能我们跟她的情况不太一样吧。”吴怡苦笑。如果病人坚持,医生也只能劝到这份上了。“我多希望,医生跟我说,这个手术你不能做,坚决不能做。”

住院一天后,手术开始。吴怡记得,是下午五点进去的。

躺在床上,一旁的医生盯着B超,说动了动了,快扎。她清晰地记得,随后肚子上注射了某种液体,可能带有毒性。因为她感觉到,慢慢地,孩子的挣扎越来越微弱。

很难形容这是一种怎样的感受,“好像小孩要跑,大人在后面追他,要弄死他。”她的意识到此中断了。

郑彤和丈母娘坐在门外,3个小时,没有任何交流。那扇门是如此熟悉,自己第一次做父亲的时候,曾感受到无与伦比的幸福。如今,天地之别。

门开了,吴怡被推出来。郑彤说,妻子看上去面无表情,“不痛不痒的”。丈母娘哇地哭了,他则在一旁宽慰,以后等条件成熟了,咱们再生,再生。

大夫拉住郑彤,询问孩子的遗骸是自己带走,还是留给医院。征询吴怡后,他选择了后者。他俩从没见过这个五个月的男孩,不敢看。

“我已经崩溃了,至今我还不理解我自己(为什么这么做)。她怎么承受得了。”郑彤说。

两天住院休养期间,县计生委和吴怡的单位各自打来电话,催促把医院的引产手术证明送过去。后来,郑彤的领导曾主动表示关心,说“事情办得比较仓促”,也是没办法。

一个月后,吴怡开始上班。按照当地政策,因为没有准生证,怀孕后做引产或流产都是自费的,4000多元的费用不能报销。

如今,单位领导对她态度不冷不热的。有同事劝吴怡,领导现在对你意见挺大的,要不找个时间再去道个歉吧。

“道歉?”她笑了,“这个歉我永远不会道的。”

夫妻俩与其说是缓过来了,不如说是渐渐忘却,麻木了。时不时地想起来,心还会哆嗦那么一下。

郑彤希望,儿子长大以后,永远不要记得这件事儿。“我们老了以后,他会体会到的。”他解释,“对他而言,这将是个很残忍的真相。”

李敏一直想多要几个孩子。

在她看来,这可能是某种与生俱来的天性,无关财富、地位和工作性质。

但她自认为是整个社会里,最不能生二胎的那一类人。身为一名公务员,特别是在对计生工作有所接触的前提下,她深知多生一个孩子,将使自己的工作和前途遭受毁灭性的打击。

当“单独可生二胎”的消息传来时,她天天盼着北京出台具体的实施方案—她已经35岁,再晚一点,就来不及了。

“光欠”与“李八百”

“我们就你这一个孩子。”母亲曾对儿时的李敏反复强调。偶尔,还会补上一句,“而且是个女孩子。”

那时候,她并不理解这话背后的意义。只记得,父母加班的时候,自己便丧失了人身自由,被锁在房间里,哪也不能去。窗外是同龄人玩耍嬉戏的打闹声,她只能在“小黑屋”里写作业,眼巴巴地等待那扇门能打开。

“孤独,好像全世界就你一个人。”她回忆。

当自己成为母亲后,李敏渐渐明白,这也许是因为他们害怕失去女儿。

李敏出生于一个小康家庭,母亲是位国企工人,父亲是位教师。两人结婚时,正值1970年代国家推行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。那是一个无论党政机关还是企事业单位,都强调政治觉悟的年代,工人和教师同样要响应这个号召。

李敏的家乡,很多居民刚刚完成农转非,家里大多有好几个兄弟姐妹。在“养儿防老”等传统观念的影响下,依然有不少人选择多要几个孩子。这种与政策相悖的选择,会招来一笔超出承担能力的罚款,或失去工作岗位的处分。

一些李敏同龄人的小名,能够反映出处罚措施的严厉:光倩,即“光欠”,孩子父母借钱交了罚款,一贫如洗又欠着外债;“李八百”,因为超生,被一口气罚掉800工分,对挣工分的农村家庭来说,好几个月白干了。

这种影响是沉重而持续的。一对在当地某国企当工人的夫妻,因为生了二胎,双双被开除公职,只得回老家靠几亩果林维持生计。如今两个孩子已经工作,一家四口的生活依然艰辛。

这样的大环境下,李敏的爸妈选择“只要一个孩儿”,她也因此成为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后中国第一批独生子女。

25岁那年,李敏正式成为一名公务员,在乡里的计生办办公。这不是她的主抓工作,但身边同事们整天忙得焦头烂额,她多少“耳濡目染”,了解了具体计生工作的难处。

“一票否决制”

这显然是份费力不讨好的活儿。

计生工作一直是乡里的重点工作,有一项指标不达标,就会面临“一票否决”—失去参评优秀党委和优秀乡镇的机会。除了做好避孕节育知识宣传、免费发放计生用品等前期工作,还要联合村委会进行挨家挨户的孕期妇女普查,并即时上报。

一旦有人抱着侥幸心理,将会面临一场“立体式”打击。

一位做计生工作的老同事说,多年前,也发生过荒唐事儿。

某村一位妇女已经超生两个女孩,这次好容易照了B超确定为男孩,人便东躲西藏。随后,乡长带队,乡里的执法部门、司法部门、卫生部门与计生部门联合出动,来到该村民家进行劝说,希望做通思想工作,主动做掉孩子。

不出所料,大门紧闭,里面的人拒绝配合。半天过去,几十号人最终做了这么一件事儿:任凭老人嚎、孩子哭,最终把藏匿孕妇的房子给拆了,以此对村里其他人起到警示作用。

该妇女被控制后,上厕所的时候跳窗而逃,并躲过层层“追捕”,最终生下了孩子。后来,这一户给男孩起了个小名,叫“狗追儿”。

计生工作人员下基层,家家户户都关起大门,“避瘟神似的”。早年间,如果实施强制引产,计生工作者会买好营养品、衣物甚至卫生用品,去卫生院安抚。那可是主动上门挨骂,一家子人会挑最难听的字眼,“问候”工作人员的好几代先人。

“老百姓不理解这项工作的意义。”李敏说。如今都是以说服教育为主,不允许再采用任何强制性手段。

李敏所在的单位,上至领导,下至科员,没有一个人选择生二胎,孩子都是清一色的独生子女。

这不仅仅是为了起示范带头作用。按计生法规,生二胎要缴纳一笔社会抚养费—因为多一个孩子,很多方面都要占用社会资源。这笔钱按照全市上一年公布的人均生活水平为基数(农业、非农户口基数不同),以3至10倍的倍数进行处罚。“执行3倍的情况很少,一般是5至10倍。”一位负责人介绍,“18万是起步价,最多罚36万多。”

和普通老百姓不同,公务员群体要面临的不仅是金钱上的损失。胆敢以身试法,将会被“一票否决”,丢掉饭碗。

2003年9月1日《北京市人口计划生育条例》实施,对独生子女家庭做出具体的奖励规定,并明确了违法生育(没经过审批生二胎,便属于违法生育)的处罚:党员干部,要接受党纪处分,公务员开除公职。“也就是舆论常说的‘双开’,是全社会人群中后果最严重的。”该负责人说道。

“你连工作都丢了,生存都成了问题,还谈什么再生一个孩子,没人敢。”李敏评价,“公务员群体,是对计划生育政策作出过重大贡献和牺牲的。”

再生一个的勇气

李敏认为,自己将是“单独可生二胎”政策最大的受益者。

多年前,她曾听闻过这样一个故事:临镇的某个小领导,为了再生一个孩子,又不被“双开”,妻子怀孕后一直瞒着外界。孩子出生后,户口悄悄挂在了别人家的户口本上,法律上并不认可其与亲生孩子的关系。即使这样,还成天担惊受怕。

在她看来,有本事生二胎的人群,根本不在乎多生几个:“有钱人”早就生了,无非多交点罚款,现在有能力还没生的,也就是公务员这一类人了。

收入稳定,是公务员最大的一个优势。虽然如今的奶粉钱越来越贵,但养活两个孩子对她而言还并不算吃紧。此外,他的丈夫经营一家小企业,如今两人在镇里住着100多平方米的房子,还有辆轿车。丈夫有一个姐姐,是非独生子女。两人的情况,正好符合眼下“单独可生二胎”大致的条件。

此前,北京市已放开了“双独”生二胎的政策。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家庭,女方满足生育间隔不少于4年,或者年龄不低于28周岁这两个条件之一,可以向计生部门申报,经过1个月左右的审批,以及一个月的公示期后,“就可以准备怀孕”了,不用再缴纳社会抚养费。

但李敏单位里满足“双独”的同龄人,都不打算生二胎。哪怕如今“单独生二胎”的政策逐渐明朗,很多“单独”的同事,也没做考虑。

李敏解释,工作升迁是个重要因素—一个本科生进入公务员队伍,经过考察转正,已经二十四五岁左右。熬到可以升副科的年头时,可能已经28岁左右,这时候大部分人会选择生育。接下来要花心思扑在工作上,努力争取正科的职位。到了30岁出头,好不容易熬到提副处的时间段,可能将面临去市里挂职或去偏远地区锻炼的情况,“如果这时候怀孕了,很可能就失去机会”。而这几年,也是女性最佳生育年龄的后期了。身边的几个同事,都选择以事业为重。

此外,多一个孩子的成本也令不少人望而却步。虽然小镇的消费水平比城里低了一截,但投入在子女教育等方面花费和精力,以及长大后就业、结婚方面的压力,令很多同事产生“一个孩子就够受的了,两个孩子活受罪”的想法。房子,更是个要命的问题。

李敏和大家想法不一样。儿子上一年级,她工作之外的主要责任就是带孩子参加课外班。她一直告诫儿子,不能凡事依赖父母,包括以后房子的问题,也得自己承担责任。哪怕有了第二个孩子,她也会灌输这种理念。

现在政策眼看松动了,夫妻俩有想法,两边的老人也都挺支持,就连自己7岁的儿子雷雷都催促,想要个弟弟或妹妹:“天天一个人玩没意思,我把自己的玩具分给他(她)。”

李敏想起了自己被关在“小黑屋”里的童年,她不想让儿子重蹈自己的覆辙。

“就怕自己赶不及了”

如今,李敏最讨厌的事情就是过年。

每年年三十儿那晚,她带着孩子在三个家庭奔波:晚六点多,先去孩子奶奶家,吃顿饺子。到了九点多,丈夫留在父母家,她开车带着儿子去姥姥姥爷家—推开门,等候多时的两位老人,马上张罗烧水下锅,再吃一顿饺子。等到雷雷犯困的时候,还得坐上车跟妈妈赶回自己家的楼房,一家三口等待新年钟声敲响。

儿子很厌烦这种状态,认为太折腾。李敏开导他:“这样多好啊,你一个人可以放三次鞭炮,别的小朋友都会羡慕你的。”

最近,她看了一组报道,关于独生子女家庭养老问题的,感同身受。自己爷爷奶奶那一辈,有个头疼脑热,父亲兄弟几个可以轮番照看。而等父母老了的时候呢?一想到这儿,她现在就觉得喘不过气来。

失独问题同样是她关注的。她所在的这个小镇上,有案可查的,也已经有十来户失独家庭了。市里每月补贴二百多元,区里再补贴五百多元,初步制定的政策是,等他们老了,可以免费入住养老院。每想到这儿,李敏就会一身冷汗:“我能活到现在,是件多么幸运的事儿。爸妈生生担心了三十多年啊!”

现在,李敏最爱看的电视节目是《爸爸去哪儿》,她觉得育子是幸福,而不是负担,是一种享受。

明年,她就35岁了。身边一个岁数比她大的朋友,因为工作忙一直拖着没生孩子,后来做产检的时候,得知胎儿是先天畸形,一家人愁得不知所措。她解释,35岁是道坎儿,过了这岁数,晚一年,生下先天疾病或体质孱弱孩子的几率会翻倍增长。

“那时候再打掉,是多么残酷的一件事儿。”她现在也忐忑不安,只盼着政策最好早一天到来。

早在几年前,她就有生二胎的打算,衡量了一下风险性,还是放弃了。虽然着急,可她不敢提前做怀孕的准备:“万一最后政策没出来呢!这孩子是生,还是打掉?”

“现在,就怕赶不及了啊!”李敏期待中带着忧虑。她深知,这也许是自己最后的机会了。(文中李敏为化名)(刘畅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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